张思远这一人物出自王萌小说

『壹』 《蝴蝶》谈谈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对这部中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影响。

这部中篇小说呈现这样一种特点，即心理结构（描写）与情节结构（描写）相结合，并且心理结构（描写）大于情节结构（描写）。王蒙的探索创新是对新时期文坛的重要贡献，因此，被评论称为“东方意识流”。 张思远30多年的升降沉浮，悲欢离合，心理变化，通过自由联想，内心分析，内心独白等形式表现出来。小说打破时空秩序，多时空交错。《蝴蝶》一共有13个小标题，可以说就是13段生活，它们以交错排列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小说一开始就是张思远坐在小车里，他刚刚告别了小山村，告别了秋文和冬冬，告别了乡亲们，一个人怅然而归。坐在巅簸的车里，意识迷离恍惚，过去的生活细雨烟云般地涌到张思远的意识屏幕上。特定的环境，朦胧的思绪，配合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很是吻合。他的思绪流动着跳跃着，忽而过去，忽而现在，忽而城市忽而山村，忽而张副部长，忽而老张头。前后跳动，不循轨迹，不受时空限制，不受情节制约，呈现一种自由的心理结构。王蒙批判地吸收了意识流表现手法上的优点，虽然作品中大量的意识流动，内心独白，联想、跳跃，但并没有扑朔迷离，晦涩难懂的感觉。这是由于王蒙在借鉴意识流手法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小说的特点，注重故事情节，小说中有完整的生活片段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只是将这一切理顺，然后，就会获得一种完整的故事以及全新的感受。总之，这部中篇小说呈现这样一种特点，即心理结构（描写）与情节结构（描写）相结合，并且心理结构（描写）大于情节结构（描写）。王蒙的探索创新是对新时期文坛的重要贡献，因此，被评论称为“东方意识流”。

『贰』 王蒙的作品特色

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倾向

在王蒙80年代前的创作中，日常生活写作在数量上远远少于政治生活叙事，在影响上也小于政治化了的文本。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既是郑波和杨蔷云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史诗，也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的颂歌，政治意识十分强烈，政治倾向非常鲜明，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着鲜明的政治主题：反官僚主义。小说的主人公林震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新人，他“爱生活，爱党，爱同志，爱美”，并为了他所爱的而斗争，自然地融合于他的血肉之中，而且带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的特质，他不容许党的机关有缺点表现了可贵的政治责任感。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改写成对话关系，在没被打成右派之前，由于深受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影响和自身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一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在打成右派之后，吸取教训，将工农兵设为主角，从而文学这一政治化的倾向使得他迅速脱离泥塘。在文革爆发以后由于其突出的政治敏感些，不革命不出版，太革命也不出版的方针，没有受到迫害，在新疆维吾尔族做支队副队长和群众打成一片，文学作品那时候几乎停滞。 理想主义精神的体现
王蒙的作品一直贯穿着理想主义的主题，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义的认同，王蒙相信，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也正因为这样，王蒙在对他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讴歌的同时，也冷峻的指出了实现理想的艰难性与反复性。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一直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的处理着各种问题，从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农村改造，看上去张思远似乎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努力却依然触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后，文革结束，他不仅平了反，还升了职，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张思远远在天边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王蒙在讴歌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进行批判与揭露，但也从中流露出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就有所表现，例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林震与刘世吾的关系，文革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他的这种“中庸”的人生观，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融贯通。
这样的思想倾向在《布礼》、《蝴蝶》和《海的梦》中都有体现。在《布礼》中，小说主人公钟亦成身上就明显表现出那种对理想对信仰的执着和对青春激情的赞美。在王蒙笔下经历了坎坷困苦的逆境赤子，怀有的不是对政治信念的幻灭、悲观，而是对政治信念的更加执着与坚定。同样，《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在文革时的惨痛遭遇也并未让他对党和政治失去信仰，平反后他更加坚定自己的政治追求，张思远是悲剧的制造者，也是悲剧的承受者，王蒙在文中虽然批判了像张思远这样的为官者盲从，批判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残害和对社会的摧残，但是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社会现实不可改变的谅解和对受害知识青年的同情。尖酸刻薄的后面有作者的温情，冷嘲热讽的后面有作者的谅解，痛心疾首后面仍然有作者满怀热忱的期待。 在《海的梦》的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历史整体中去思考时，才又在理性主义的逻辑里找到答案和精神归宿，劫难过后，最终还是又回到王蒙构建的理想主义精神中来。
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冷静思考
王蒙在8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不仅有对理想主义精神的追求，还有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冷静思考，面对文革带来的劫难的反思，王蒙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恶梦醒来之后，王蒙自然而然地把历史——昨天和今天连接了起来，即便是在伊犁的流放生活（《在伊犁》），他也以自己特有的宽容与幽默方式寻找到了平衡点，以文学方式来“反思性”地叙述“文革”，其实在“文革”还未被宣布结束时就已开始。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反思文学”的思潮，王蒙作为对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反思者必然成为“反思文学”创作的主力军。
小说《海的梦》弥漫着浓郁的反思和感伤情调，王蒙在给小说主人公取名时，似乎颇费心思，在缪可言身上，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感叹，历史谬误对生命的摧折就个体来说毕竟无法挽回的。小说通过缪可言一段情绪活动的描述，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和沧桑体验，同时，又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通过《海的梦》，王蒙自然而然的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说，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和未来发展，在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生命价值在这一结合中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这也正体现了王蒙这一代人反思历史的特有方式，不是从个人的立场，而是以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民族良知的身份发言，个人的所有情感体验和精神矛盾最终都在汇入群体和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才会获得意义。
王蒙在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对历史谬误的宽容大度，其实这种宽容是人类精神世界对社会和人自身的缺欠、过失、罪过的妥协、谅解,是对不合理现状的“合理性”承认。对王蒙来说是“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该哭的哭够了,该恨的恨过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讲废厄泼赖、讲宽容”。也正因为这样，《布礼》中的钟亦成诚在平反后陈辞：“二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费，二十年的学费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时，我们已不是孩子了，我们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忧患、艰难，更懂得战胜忧患艰难的喜悦。”这也正是王蒙独特的反思方式，既批判揭露历史的谬误，也对谬误给予宽容大度的谅解。
“意识流“写作启蒙者的悲剧命运
王蒙80年代的小说创作还有一个特色，那便是“意识流”写作启蒙者的悲剧命运。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作家开始反思文革给社会和文学者带来的灾难，在这一时期，王蒙塑造了不少文革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形象，借助这些受害知识青年启蒙者在文革时期的悲剧命运，透析历史悲剧原因。如《蝴蝶》里的张思远、《春之声》里的岳之峰、《布礼》中的钟亦成、《海的梦》中的缪可言等等，其实在同代人中，写知识青年悲剧命运的作家很多，但用“意识流”写作的却屈指可数，王蒙所用的“意识流”与普通的意识流又有所区别，有学者称之为“革命的意识流”或是“理想主义的意识流”，这也是王蒙在新时期小说创新的探索。
在王蒙最富代表性的几部意识流小说中，作为“思考者”的“情绪主人公”本人都是满怀革命理想、有着严肃使命感的人。《布礼》中的钟亦成、《蝴蝶》中的张思远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春之声》中的岳之峰、《海的梦》中的缪可言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些“思绪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带着作者自己的影子。由于意识流“主观化”、“情绪化”的东西占主导，作品并不重视情节的编排，他更关心的，是对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这形成了一种流动不居的叙述方式：语词上的变化和多样组合，不断展开的句式，对于夸张、机智、幽默才能的充分展示，等等。当然，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在叙述中体现的智力优越感时，也会走到缺乏控制的“滥情”。

『叁』 王蒙 的《蝴蝶》的原文是什么

王蒙 《蝴蝶》原文

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60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个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酶120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酶200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划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但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致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

『肆』 王蒙《蝴蝶》的艺术特色（意识流手法）请教了

关键词：这部中篇小说呈现这样一种特点，即心理结构（描写）与情节结构（描写）相结合，并且心理结构（描写）大于情节结构（描写）。王蒙的探索创新是对新时期文坛的重要贡献，因此，被评论称为“东方意识流”。
全文：

《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满反思力量的佳作。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反思灵魂异化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真诚的少见的反思主体。张思远原是八路军的指导员，进城以后，由军管会副主任一直到市委书记，职位一天比一天高，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适，头脑中的阶级斗争的弦也一无比一天绷得紧，而与人民的距离却一天比一大远，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公仆异化成了人民的老爷的过程。他是一贯的左派，一贯革别人的命。“他主持了一个又一个运动，眼见着一个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是，到了文革中，他却被别人革了命。批斗、挨打、低头认罪、最后是进监狱。这一切使他有恍若梦中之感，自己到底是低头认罪面目可惜的走资派，还是气宇轩昂、神采飞扬、大权在握的张思远，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一场噩梦，一场差错，是一次恶狠狠的玩笑。”当他走出监狱的大门，是一只孤独寂寞的蝴蝶，他不再是什么了也什么也没有了。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中，他是背着粪筐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老张头，是爱吃老乡家那缸民国十八年老汤腌的老咸菜的老张头。在劳动中，他发现自己真实的存在，发现躯体中奔突的生命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与乡亲们亲如一家，是名副其实的老张头。恢复工作以后，重进市委大院，不断升迁，一阔脸就变，他又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时，他的脸红了。他发现自己变了，于是，他要找回他失去的东西，找回他的魂。“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张部长吗，他是张部长，却突然变成‘老张头’？”人生沧海桑田，官场升降沉浮，这一切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传说，“庄生梦蝶”。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后却弄不清自己为何物，不知是庄生变成蝴蝶，还是自己原本是蝴蝶而在梦中变成了庄生。张思远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然而，张思远不是庄生，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魂。在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之间他发现一种联系，就是与人民群众息息相连，这是“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只有使这桥坚固而又畅通无阻，才能守住自己的心，守住这颗不再变异的灵魂。这个魂，就是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最宝贵的品质。这正是小说所要启发人们思考的严肃的历史性课题。张思远生活中前后两个女性，也是把握张恩远灵魂异化的重要方面，他与第一个妻子海云由相识、相爱到离异的过程，也正是他从人民公仆转化为人民老爷的过程。他的第二个妻子美兰似一把老虎钳子，把他拖进安乐享受的漩涡，他心安理得地享用着豪华奢侈的生活，这使他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海云的自杀，美兰的反目，也是他叩击自己那变异灵魂的两个重要因素。他反思了自己对海云的死应负的责任以及对美兰的错误选择，这些都使小说罩在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的氛围中。使我们跟随着张思远的思路一同反思自我对历史生活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反思自身在生活当中的位置和价值，对灵魂进行自审，进行自我观照。张思远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具有丰富复杂内心生活的人物形象，他所走过的路带有某种普遍意义，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这篇小说亦是王蒙复出文坛后，尝试借鉴意识流手法的成功之作。张思远30多年的升降沉浮，悲欢离合，心理变化，通过自由联想，内心分析，内心独白等形式表现出来。小说打破时空秩序，多时空交错。《蝴蝶》一共有13个小标题，可以说就是13段生活，它们以交错排列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小说一开始就是张思远坐在小车里，他刚刚告别了小山村，告别了秋文和冬冬，告别了乡亲们，一个人怅然而归。坐在巅簸的车里，意识迷离恍惚，过去的生活细雨烟云般地涌到张思远的意识屏幕上。特定的环境，朦胧的思绪，配合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很是吻合。他的思绪流动着跳跃着，忽而过去，忽而现在，忽而城市忽而山村，忽而张副部长，忽而老张头。前后跳动，不循轨迹，不受时空限制，不受情节制约，呈现一种自由的心理结构。王蒙批判地吸收了意识流表现手法上的优点，虽然作品中大量的意识流动，内心独白，联想、跳跃，但并没有扑朔迷离，晦涩难懂的感觉。这是由于王蒙在借鉴意识流手法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小说的特点，注重故事情节，小说中有完整的生活片段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只是将这一切理顺，然后，就会获得一种完整的故事以及全新的感受。总之，这部中篇小说呈现这样一种特点，即心理结构（描写）与情节结构（描写）相结合，并且心理结构（描写）大于情节结构（描写）。王蒙的探索创新是对新时期文坛的重要贡献，因此，被评论称为“东方意识流”。

『伍』 应当如何理解王蒙小说《蝴蝶》中张思远的顿悟

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王蒙小说《蝴蝶》的主题是张思远的身份危机及其化解，而这个危机本质上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它源于张思远的“革命者”身份突然遭到了他誓死效忠的革命组织的怀疑。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这也决定了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的所谓“反思”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文革”社会灾难（包括张思远自己的政治灾难）的根源。小说把反思的对象转向了所谓的干部“特权”和“作风”，即脱离人民群众，似乎重建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本文力图证明，这个重建身份认同的努力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和矫情的表演。
一、 革命文学中的忠诚主题

忠诚（以及与之相关的背叛）是常见于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革命者/革命干部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这是因为，忠诚话语只有在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内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该组织成员必须保持对组织的绝对效忠。不同的政治组织之间不存在忠诚问题（即使它们通过协议方式组成一个更大的政治联盟，其间也只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忠诚关系，国共合作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革命文学中的忠诚问题常常成为纠缠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与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等等）无关（革命可以对李玉和、杨子荣等提出忠诚要求，却不会对座山雕、胡传魁等提出忠诚要求）。与此同时，革命文学作品中有一类人物对忠诚问题又特别敏感，这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或革命者。[1]一方面，作为革命者或共产党员，他们是革命内部的“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工农革命者的纯洁“血统”（阶级出身）。知识分子的身份是非常微妙的：既可以是革命的对象，又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既是“内部人”又是不可靠的“内部人”，既是“自己人”又是容易变节的“自己人”。这样，他们很自然地成为革命者内部对忠诚问题特别敏感的部分，是“组织”最不放心的部分，他们必须不断地向组织宣誓，不断表明自己的绝对忠诚。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坛，忠诚主题在以知识分子革命者/干部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复书写。因为这两个时期都有大量知识分子革命者/干部蒙受了冤屈，产生了大量冤案。所谓冤案，说穿了就是革命者的忠诚受到了组织不应有的怀疑乃至践踏。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所谓复出“右派”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他们的身份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或知识分子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书写自己的冤屈——比如是纠缠于自己的不幸遭遇还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原谅组织还是告别组织——就成为考验他们是否能继续保持忠诚的试金石，当然也是检验他们能否经由对自己冤屈的反思，达到新认同的建构和新主体性的建构的检测剂。
王蒙的《布礼》（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2]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符合我们上面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所有规定：知识分子兼高级干部（《布礼》中的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15岁入党的“少共”，《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是党的老干部，官至市委书记、副部长），也都在反“右”或“文革”中被打成“黑帮”、“三反分子”，“文革”后获得平反，重新成为革命干部（毋庸讳言，这两个主人公身上显然有作者的影子）。这样，主人公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方式，就成为解读作品的关键和枢纽（限于篇幅，本文只解读《蝴蝶》，《布礼》将另文解读）。

二、忠诚危机为什么如此可怕？

本篇小说名为“蝴蝶”，取典《庄子》“庄生梦蝶”以隐喻主人公的身份危机，有明显象征意义（这一点也与《布礼》中主人公“钟亦成”的名字相似）。[3]贯穿于整个小说的，正是张思远反复苦思的身份困惑：“我”到底是谁？张副部长还是“老张头”？“我”是一只变化不定的“蝴蝶”吗？“我”的归宿到底是哪里？首都北京（回到官员身份），还是山乡（彻底化身为农民）？与这个身份困惑相应，整部小说在语言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使用问句：设问、反问、自问自答、问了答答了再问，如此等等。
与钟亦成类似，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源于他的“革命者”身份被突然剥夺，源于他与组织的血肉联系被突然割断，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组织突然怀疑起他的忠诚了来了。[4]因此，张思远的身份危机本质上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在张思远的自我认知中，他完全是属于革命和组织的，他甚至就是革命、就是组织，而革命和组织也就是他。否定革命、脱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十七年没有休过假……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第620-621页）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革命组织突然翻脸说：你张思远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是“反革命”黑帮。由于张思远和革命、和组织的二而一的关系，成为“反革命”的结果就是张思远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还是“臭狗屎”：“然而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这个张思远是“一个罪犯、贱民”，“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第621页）于是，张思远产生了深深的迷惑：“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第621页）
对张思远这样的革命者，不但他的身份认同、思想意识是属于革命的，而且他的身体器官也是如此。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不但他的思想意识、而且他的身体器官全都彻底陷于混乱，陷于认同危机：
这个弯着的腰，是张书记——就是我的腰吗？
这个移动困难、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第621页）
可见，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张思远的控制和渗透是何等完全和彻底，渗透到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器官的每一个细胞。
组织的逻辑、组织的力量就这样不可思议和神秘莫测，它可以转瞬之间把同样一个张思远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不可一世的地委书记，一个是猪狗不如的反革命。两者之间的转化也是那样不可思议，一会儿威风凛凛，一会儿猪狗不如：“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变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荣光变得毫无血色。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做被屁熏过一样”。（第619页）
这或许就是当时环境下张思远和所有其他个人的悲剧：无论干部还是群众，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够在组织之外、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获得自己稳定的身份认同乃至身体感觉。他们对于革命和组织的忠诚是无可选择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平等契约基础上的相互承诺和相互忠诚。这种效忠是单方面的、强制的：张思远必须获得革命和组织的认可才是人，否则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没有张思远也依然是一项摧枯拉朽的伟业，组织即使没有张思远也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张思远没有自己定义自己、自己建构身份、自己选择忠诚对象的权利和能力（甚至都没有这种念头）。因此，即使忠诚被剥夺和否定，他也只能寄希望于革命和组织的回心转意，以便摆脱噩梦一般的变形记：
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个活着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不是他自身，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不，这不是原形，是变形。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第621页）
但尽管张思远死不承认自己是“敌人”，苦苦坚持自己的忠诚，但他却不可能自己判断自己是谁，自己坚持自己的身份，因为极“左”意识形态和革命组织已经剥夺了他自己定义自己的能力，只有组织承认你是人你才是人。更有进者，组织可以宣告张思远“不忠”，但张思远却既不能拒绝这个宣判，说自己是被冤枉的（那就意味着组织错了）；也不能接受——这是更加荒唐的——这个判断，从而真的变得不忠（那就变成了真正的叛徒）。他所能作的，只能是老老实实等待组织终有一天承认自己冤枉了一位忠诚的战士并为他平反昭雪。
显然，张思远没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变形记”“蝴蝶梦”是特定制度和意识形态环境下的身份悲剧。小说写到被打成“黑帮”、“三反分子”后，对自己命运“百思不得其解”的张思远最终把这一切说成是不可解释的“一场噩梦”，“一个误会”，“一个差错”，“一个恶狠狠的玩笑”，或不可理喻的“魔法”“法术”“变形”：“一个莫名其妙的驱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比喻把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灾难神秘化了，仿佛张思远们的命运是不可解释的宿命（这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对理性反思的回避）。在另外一些场合，张思远又把自己的命运视作“报应”：因为自己曾经积极参与了各种“整人”运动，打倒了从报纸副刊主任到市委宣传部长的一大批干部，“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自己裸露到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第620页）一个“轮”字就把张思远的悲剧原因遮蔽过去了，连一个具体的加害者都没有。[5]这种类似宗教轮回和报应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解释清楚张思远所处的特定环境中社会历史灾难的真正本质、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6]

三、劳动-人民拯救的神话

与《布礼》中钟亦成稍有不同，张思远并不是反“右”和“文革”政治运动的单纯受害者。小说写到他曾积极参与了从反“右”到“文革”初期的各种政治运动，参与了整人。在第一个妻子海云被打成“右”派后，张思远怒斥海云并与之离婚。这一切表明他在成为受害者之前并非清白无辜，他“文革”后自我反思和忏悔的根源也在这里（而《布礼》中的钟亦成基本上没有忏悔）。但非常奇怪的是：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张思远个人灾难的根源，也是导致张思远参与整人、给他人造成不幸的根源。但事实上他的所谓“反思”和“忏悔”根本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触及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本质。[7]小说把反思的对象转换成了所谓的干部“特权”和“作风”（脱离人民群众），似乎组织和张思远本人以前的错误都在于脱离了劳动，疏远了人民群众，因此，重建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小说中张思远身份危机的克服就是建立在“劳动”和“人民”这两个宏大能指上的，重建与劳动以及人民的联系使张思远获得了新生。[8]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张思远刚刚重访完自己落难时期劳动过的乡村，此刻正坐在象征特权的高级轿车上，带着“人民”的嘱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经升任副部长）。在后面的几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写他对特权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着特权，同时又在反思特权）。他心里装着秋文（“秋文”这个人物非常概念化和抽象化，这是一个代表所谓“人民”的符号，因此虽然比张思远年纪小，但张却觉得她像“自己的母亲”）的嘱托走上新的仕途：“好好地去做官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第605页）由此张思远重新得到了“人民”的授权，重建了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而且经过秋文（“人民”的代表）的点拨之后，张思远的另一个纠结和矛盾——回到城市还是留在农村，享受特权还是拒绝特权——也成功地化解了，因为宽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说话了：“你们这些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淘换不来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头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骂你们。”（第645页）于是，官复原职、享受特权、与农民之间天差地别的各种差距就都变得合情合理了（“人民”自己都说了农民“只会摸锄头把子”），就成了“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第645页）于是，心里装着“老张头”——另一个张思远，另一个“我”，已经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张思远——张副部长也就心安理得地回去做官去了（“如果张副部长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不安”）。两个张思远（一个是副部长，一个是老张头）之间的分裂似乎也弥合了，不再存在了。
然而，这个通过劳动和人民来重建自己身份认同的努力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
先来看劳动。1970年张思远被下放到山村劳动改造，并通过劳动重新了解自己。但张思远了解的是自己的什么呢？是自己的身体器官：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张纪的背和腰。在劳动间歇，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第631页）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描写，它告诉我们，劳动使张思远重新获得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比如新的政治信念），而是自己的身体。这倒是无意之中道出了实情：身体化的劳动的确只能使张思远获得器官感觉，而无助于克服由政治造成的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和身份混乱，因为私人化的身体本来就是非政治的。通过劳动去反思反“右”和“文革”悲剧以及张思远自己悲剧命运的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何其难也！
再来看看人民。在发现劳动和身体的同时，张思远还发现了人民（这和他的反思特权一致）。[9]人民对他的尊重和爱戴被美化为拯救力量：“十七年当中，他到处受到尊敬。但这尊敬一夜之间变成了诬陷、强暴、摧残。连美兰和他的儿子也离开了他。他恍然大悟，这尊敬不是对张思远二十市委书记的。他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有什么事都来找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第631页）人民是纯洁的，朴素的，非功利的。但是作品中的这个所谓“人民”（“农民们”）是非常抽象的、无名的。就算这些“人民”真的淳朴善良，他们也不可能解决张思远因为极“左”政治的迫害而产生的身份危机、精神危机和政治信念危机。
何况，《蝴蝶》中的“人民”形象还是分裂的。如果作品中被赋予了拯救力量的“人民”是抽象空洞的，那么，不那么抽象的倒是作品张思远在升任副部长后故意放弃特权、坐普通硬卧时遇到的那些人（见小说中的“上路”章）：那个态度粗暴的、势利眼的列车服务员，那个开口就骂“X你妈”的小男孩，那个邀请他打扑克的、“嘴里发出葱味”的胖子，以及那个排队买饭时蛮横不讲理地插队甚至要打他的汉子。这些更加具体的、粗鄙的“人民”，讽刺性地解构了秋文等代表的面目模糊的、被神化的“人民”（当然，无论是对火车上刁民的描写，还是对山村良民的描写，对于张思远由于忠诚危机而导致的身份危机及其克服而言，都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
从这些地方看，张思远副部长对于“人民”分明又是有些不屑的。就是那个似乎是张思远的另一半、代表“人民”的“老张头”，也是一个从来不会说话的影子而已，只有叙述人——也就是副部长张思远——才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副部长张思远在膜拜“老张头”的同时，也会流露出对后者的不屑：“老张头虽然轻松又自由，率直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第650页）是啊，身负天下苍生重任的张副部长又怎么可以和这些平庸之辈同日而语呢？
故地重游部分是小说的重头戏，它承担着张思远“文革”灾难之后重获新生、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任务。这是一次重建身份的活动。考虑到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是“文革”极“左”政治带来的（包括他自己所犯的追随极“左”政治的错误），他的身份认同的重建必须深刻触及到对这个制度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但是实际上这一切在小说中全部没有发生。张副部长放下繁忙的国家大事故地重游，为的是重建自己的政治信念，克服自己的身份为危机。但到下乡后他所见到的一切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吗？没有，无非是鸡鸭鱼肉、儿童时候熟悉的打枣场景、和乡亲们的原始情感之类。“枣雨”这部分写张思远故地重游时候的具体见闻和感受，全部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多么好啊多么好，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山村。一样的乡音，一样的乡情，一样的人心！一样的推推哪家的门都可以进，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家的炕头都可以睡！甚至连那几条老狗都没有忘记他，摇着尾巴向他跑来，伸起前爪扑他的腿，从湿漉漉的狗鼻子里发出撒娇的声音。”（第656页）不能说作者的描写不真实，问题是：这样的原始“乡音”“乡情”能够使得张思远克服政治认同、政治信仰的危机吗？不能，因为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根本就不是源于远离了此类“乡情”、“乡音”。
所以，这次回乡之后的张思远和之前的张思远不会有什么本质差别。他的故地重游本质上是自己给自己做秀：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做给自己看：为自己重新享受特权地位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四、让人纠结的特权

《蝴蝶》中的张思远翻来覆去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自己享受特权是否应该。这种思考明显带有两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好像一直在反思和讥讽自己的特权（与此相关的是讥讽自己的副部长或市委书记身份），作品一定程度上甚至带有这样的暗示：张思远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到农村劳动改造是罪有应得，因为他脱离了劳动，脱离了人民群众；但另一方面，张思远又要不断地为自己的复出（离开人民群众）辩护，也就是为自己继续享受特权辩护。
这样的折中立场决定了作品中既有大量对于张思远复职后的物质享受和特权的嘲讽，但这样的嘲讽又不能过于尖锐，必须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便为自己的复出后继续享受留下余地）。小说中有大段对部长楼的矛盾心理的描写（既留恋又有些鄙视）。值得注意的是，张思远在决定暂时放弃自己的特权时总是不失时机地着意提醒读者：他这是属于故意放弃特权，也就是说，他心里明白自己是特殊人物，是可以也应该有特权的：“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挂电话通知当地的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第646页）一个稳定地拥有特权的大人物故意放弃特权做一回“平民”（当然是暂时的），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获得道德上和心理上的优势，为了精神自救——给自己一个交代。正是由于这种特权的悬置是暂时的，伪装成“平民”的张部长才因此而获得了意外的观察力和审美乐趣：闷罐车里的张思远审视着甚至非常享受地观察着下层人物及其表情变化。
但对于官职和权力的留恋毕竟是第一位的和压倒性的，这点在他刚刚官复原职、回到市委小楼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白——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权力还刚刚回来，因此也就不能装得对它不在乎：“他又回到了市委小楼……镶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灯在最初的一霎那竟使他热泪盈眶了。幸好，谁也没有看见。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一句实在不应该想起的话。”（第639页）真是妙极了：只有百万富翁才有资本嘲笑金钱，同样，只有坐稳了权力宝座的人才有资本调侃这个宝座，这种调侃正是他的自信的表现。可见，张思远对劳动和乡村的赞美，对权力、地位和特权的时不时冒出来的妙趣横生又无关大局的讥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在继续享受现实中的特权的同时，又能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你看我虽然享受着特权，但是却并不迷恋它、甚至还有点看不起它。只有享受着特权的人才能获得讥讽特权的能力，只有官复原职之后的张思远，才能暂时悬置自己的身份，假装成为平民故地重游。故意坐破闷罐车回乡（仅此一次）既满足张思远的平民主义冲动，又可以让他在获得“人民”授权之后心安理得地坐着轿车和飞机（隐喻特权）回北京。这不是一种表演又是什么？
最后必须指出，张思远这一暂时悬置特权、以便更加理所当然地重新拥有特权的表演，果然为他赢得了道德的优势、人民的授权、内心的安宁，心安理得地回到了特权位置：再也不为自己的特权焦虑，相反坐在飞机上“安静地睡着了。”张思远不再犹豫不决、焦虑不安了，因为他虽然身回到了北京，但“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自己心里，装到汽车上带走了。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第664页）
这大概就是一种张思远式的知识分子兼高官的聪明智慧：反思特权又不拒绝特权。作为高官，他当然要享受特权（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作为知识分子，他当然要蔑视特权（哪怕是装样子）。[10]
回到北京那个部长楼后的张思远舒服地洗着澡，再次享受特权和高级生活，但已经没有任何不舒服和内疚，而是很舒服、很心安理得了。这个时候，特权生活的符号意义已经完全发生了倒转，它不再是使张思远坐立不安的脱离人民的标志了，因为他下过乡了。

『陆』 有谁看过王蒙的《蝴蝶》这本书帮忙写一篇读后感，谢谢了！

《蝴蝶》读后感
事先知道了这是一部意识流的小说，潜意识里就有种抗拒，西方意识流作品的那种艰深晦涩难懂吓坏了我，但认真读下去，发觉这是另一种亲切的没有距离感的不一样的“东方意识流”，它并不只有无止尽的意识流动，它是心理意识和故事情节发展共融的，当然，心理意识的描写明显比较多，它缓缓地展开，少了突如其来的思维跳跃，感觉还有点伍尔夫式的浓郁的抒情意味和唯美的画面感，它用相对质朴的语言，浅显恰当的比兴，诉说一个故事，带着我们反思过往。
初读《蝴蝶》，有种飘忽的感觉，似乎一直游离在现在和过去两条双轴线上：当前的现实和过去的幻觉的相互交错。现在张部长的位高权重，随时随地部长级的礼遇，过去老张头“没有官衔，没有权，没有美名或者恶名，除了他赤条条的他自己以外什么都没有”的普通老百姓的惬意，两个身份地位悬殊的张思远，因此而截然不同的待遇，不同的生活体验，这是“文化大革命”强迫带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的经历，只是有些人在无奈地经受了蛹的煎熬后却等不来“蜕变”和新生。
文章一开篇就写张思远坐在小轿车里回望被丢弃在乡间的另一个自己——老张头，这一个回望的姿态，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回顾过去，才更清楚走过的足迹，更深刻地反思中国几十年坎坷的历史。小说通过张思远的意识流，通过他的主要人生经历，表现出了老干部在那个政治运动疯狂的时代里生活情感事业的跌宕起伏。“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化成了一个赫赫威权的领导者、执政者，又化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又化成了一只被遗忘的、寂寞的蝴蝶”。
张思远的职务越高，生活环境越舒适，心里的压力也越大，与人民的距离也越远，他革别人的命，到头来被别人革了命，这让他分不清现实和梦了，他到底是谁？走资派，还是国家干部？小山村里的老张头，还是市委大院里的张部长？就比如庄周和蝴蝶，哪个是更真实的存在？当对自己的存在也有质疑，这的确有点悲凉了，甚至于做梦，“如果梦中不是化为蝴蝶，而是化为罪囚，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解释，甚至连审讯都没有，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呢？这才是生活给张思远们最深切最沉重的的负担。
张思远在对自己身份的一次次质疑和肯定下，坚定了做人民公仆的信念，感受到人民的“注视、支持、期待和鞭策”，文章结尾张部长又开始了紧张的忙绿，投入新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明天他更忙”。
小说以“蝴蝶“为名，寓意人对自己的发现和蜕变。在离开喧哗的城市，在偏僻的山村“他并没有很快了解他的儿子，他首先了解，首先发现的乃是他自己。”我们也总以为自己是不变的，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才会发觉在时间的横流里，我们都被浪涌着在改变，或者说在蜕变，“当年的小小少年郎如今已经变成了大人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