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艺术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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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第九章 高薪招聘一位女模特
任杰这时忘掉了自己的戒酒誓言，开始喝酒了，喝的大醉，回到家，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醒来后，任杰到外面贴出广告，高薪招聘一位女模特，
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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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父母
凌晨，弯弯的月亮周围一丝白云，像脖子上一条长长的围脖子，星星瞅月亮这么俊俏，调皮的一下下眨着眼睛，月亮被星星瞅的像小媳妇一样羞涩的低下了头，月光像母羊的奶一样轻轻地洒进市中学女生宿舍楼窗户上，楼道上，房间里，桌椅上，床上和熟睡的一张张幼稚的脸上，像罩着一层轻轻的纱。静悄悄的，学生们忙碌了一天，不管有多么勤奋的学生，即使挑灯夜战的学生，这时，也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和周公相会去了。梦见好长时间没见的父母，梦见金榜题名，梦见平时所想的事情，梦见该梦见的事，或者一夜无梦。
哇。。。哇。。。啊。。。哇。。。啊。。。啊。。。一阵阵刺耳的婴儿哭声，从女生宿舍楼602……
需要别的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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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美女人体彩绘艺术的爱情
作者：吕晓文
第一章 学校门口的一张招聘启事
更新时间2010-3-20 21:42:25 字数：109
市中学校门口围着很多人，有学生，有老师，有过路的，他们在看墙上贴的一张招聘启事，
招聘启事
招聘一名模特，年龄不限，
相貌不限，文化程度不限，
男女不限，要求，热爱模特事业，
联系电话，联系人，市中学美术老师任杰
人们看着议论着。
第二章 任杰
更新时间2010-5-3 21:46:18 字数：12614
程咬金身后左边的一员大将秦琼，抱拳说道“白驼，只要你把货留下，我们不为难你”
程咬金身后右边的一员大将罗成，抱拳说道“白驼，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白驼神色微变，哈哈道：“朋友们，说笑了，护镖就是把货物，分毫不差，送达目的地，咋能为了保命，弃货而逃呢！”
程咬金怒道：“白驼总镖头，那我就得罪了去，三名镖师立刻上前，一人拉起一辆货车，急速跑去。当正在吃东西的程咬金，秦琼，罗成抢货物，白驼和剩下的两名镖师，上前挡住了程咬金，秦琼，罗成和十名大汉去路，一阵厮杀，程咬金，秦琼，罗成和十名大汉，节节后退，招架不住，十名大汉先后被杀死，程咬金，秦琼，罗成都受了伤，抵挡不了，再拼杀下去，有可能被杀，程咬金，秦琼，罗成，转身落荒而逃。
白驼夺回镖车，稍加整理后，领着镖师们顺着榆林河峡谷继续上路。
忽然，榆林河峡谷前方，两匹马飞驰而来，马上一男一女挡住……

❸ 以《倾城之恋》为例谈张爱玲小说的艺术成就。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骗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受骗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❹ 短篇小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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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念念不想忘》作者：墨宝非宝

书评：这篇是个短文，通篇无虐。很简单的小故事，男女主网恋，被女主的家人发现后，就强制阻隔了二人的联系。等一年后女主能再上网的时候，发现已经找不到男主了。再次重逢的时候男主已是大名鼎鼎的导演而女主则是个小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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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简析丁玲小说的创作及其艺术特点

丁玲30年代小说创作的演变过程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其演变的三个阶段典型的反映了20年代、30年代之交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以及稍后左翼文学自身的发展。
丁玲小说创作中的特色：
①强烈的叛逆意识在他的小说中叙述话语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内容是心灵世界的流动，而目标则往往指向社会批判，他们是个人叙事与社会批判的紧密结合
②他的作品文笔动情、文风犀利、锋芒毕露，具有很强的情感浓度和思想力度，这在女性作家的创作中是独特的。
③对女性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表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

❻ 谁有关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的评论性文章，中文或英文都可以。十分感谢

托妮·莫里森《宠儿》（1987），中国文学出版社，潘岳、雷格译

前言
雷格

1989年春天，出于对虚掷光阴的恐惧，而且为作品中叙述文字的敷张扬厉和对话描写的简约生动所吸引，潘岳和我开始尝试合作翻译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刚刚获普利策奖的长篇小说《宠儿》。起初对出版也没抱什么希望，只是凭着青春的热情一次次地进行修改、斟酌、打磨；而这种不期然的相遇竟导致我们沉迷于莫里森的精神世界数载之久，甚至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也深受影响，却是始料所不及的。1996年《宠儿》正式由中国文一学出版社出版后，某电视台曾为此书做专题节目，请我们介绍故事的梗概；谈着谈着，我们也会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从话题的一侧偏出，纠缠于某个细节而不能自己，就好像我们曾经身临其境，为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作见证。1989年秋《宠儿》初稿译毕后，我们曾在讨论中认定，这是一部在艺术质量上堪与古今任何伟大小说相媲美的杰作，它的作者应当能够在十年之内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1993年10月托妮・莫里森获奖消息传出，远在大洋彼岸的潘岳便马上打来电话与我分享喜悦；当然，举世称誉和惊叹的众声喧哗中，不可能有人知晓和在意两个中国年轻人的莫名激动。

我国读者对托妮・莫里森应当不陌生。她的《秀拉》、《所罗门之歌》和《宠儿》已出版了中译本，《所罗门之歌》和《宠儿》还有不止一个版本。作家本人也曾在80年代访问过我国。在1999年9月揭晓的“20世纪百部文学经典”调查活动（由外研社与《中华读书报》合办的《国际文化》专刊主办）中，《宠儿》名列第30位。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本名克娄・安东妮・沃福德（Chloe Anthony Wofford），1931年2月 18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洛雷恩镇一个造船工人家庭。父母皆自信而富艺术细胞，母亲是教堂唱诗班的领唱，父亲是个讲述黑人民间传说和鬼故事的高手，这都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她儿时的理想就是做一名芭蕾舞演员。1949年，莫里森以优等生从洛雷恩高中毕业，1953年，从华盛顿市的霍华德大学本科毕业，1955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威廉・福克纳和弗吉尼亚・伍尔芙作品中的自杀主题》。莫里森一生从事的职业无非两种，不是教师就是编辑。她先是在德克萨斯南方大学和霍华德大学教英语，然后在兰登书屋下属的辛格出版公司做教科书编辑，1967年任兰登书屋高级编辑。1971年起，她相继在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授课；到1984年，她辞去兰登书屋的工作，任纽约州立大学教授；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戈辛教席教授，讲授写作至今。1958年，她与牙买加建筑师哈罗德・莫里森结婚，育有二子。但这桩婚姻仅维持六年便告破裂。此后她一直独身。1993年，托妮・莫里森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她“以其富于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活了”。

按照莫里森本人的说法，她“从来没有准备成为一名作家”。当她的婚姻出现危机时，她积极参加一个写作小组的活动，聊以暂时逃避不幸的婚姻生活。她的一篇匆匆写就的短篇小说得到大家的称许，该小说取材于她的童年生活，写的是她相识的一个黑人小女孩祈求上帝给自己一双蓝眼睛的故事。离婚以后，莫里森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每天晚上安顿他们睡着后开始写作，并且从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她翻检出那个短篇，借助自己非凡的想象力把它敷演扩充成一个篇幅不大的长篇，名为《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67）。在小说中，又黑又丑、无人理睬的佩可拉对生活也有非分之求――一双美丽的蓝眼睛，可到头来这奢望只能在疯狂的幻觉中得以实现；她的悲剧就在于她生长在一个名叫美国的国家，这个国家钟爱的仅仅是她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的孩子。这部揭示白人文化和价值观侵蚀和挤压下黑人精神世界的畸变与扭曲的小说几经周折，终于于1970年出版，并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而此时莫里森已近40岁了。

《最蓝的眼睛》为莫里森日后的小说创作定下了一个基准音调，也使她以一个尖锐思想者和种族代言人的姿态堂堂正正地介入美国黑人文学的传统。尽管美国黑人文学随着黑奴们被迫来到“新大陆”便已肇始，但它真正获得自己的声音还是在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在四五十年代进入成熟期的黑人文学以三部长篇小说作为自己的里程碑：理查德・赖特的“抗议小说”《土生子》（1940），拉尔夫・埃里森以“寻找自我”为主题的《看不见的人》（1952），以及詹姆斯・鲍德温探讨黑白关系的《向苍天呼吁》（1953）。作为后继者，莫里森认真地考察了这些前辈作家的写作并表示了极大的敬意，但她从中辨析出的某种辩解、倾诉和取悦于人的音调也令她深感失望。她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说，“他们只是把我们黑人的事讲给你们听，讲给大家，讲给白人，讲给男人听。”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她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以现代艺术和人性的光芒实现对诸如黑人妇女这样的双重（多重）弱势群体的观照与关怀，为他（她）们和他（她）们的心灵作史。她坚持自称“黑人女作家”，因为“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进入到那些非黑人、非女性者所不能进入的情感与感受的广阔领域”。

处女作发表后，莫里森进入稳定的写作状态，每问世一部作品便将思想和艺术的探索推进一步。她迄今问世的长篇小说除《最蓝的眼睛》外共有六部：《秀拉》（Sula，1973），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充满叛逆精神的黑人女性秀拉的悲剧形象，提出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下黑人妇女的出路问题。《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获全国图书评论界奖），写一个内心矛盾、困惑的富裕黑人青年“奶人”无意中踏上寻根之路，结果在先辈们留下的传说、神话和歌谣中，种族意识被唤醒。《柏油娃娃》（Tar Baby，1981），写白人文化的熏陶和浸染下长大的黑人女模特佳丁与黑人逃犯“儿子”的恋情，在表现二人性格冲突的同时，深切关注黑人传统价值观在当代黑人生活中的位置。《宠儿》（Beloved，1987，获普利策小说奖），通过一桩杀婴案及其余波揭示罪恶的奴隶制的无穷贻害，是她的代表作品。《爵士乐》（Jazz，1992），写一对老夫妇以及一个姑娘间奇特的三角关系：53岁的乔爱上了年轻的朵尔卡丝，当后者移情别恋时他向她开了枪；乔的妻子怀奥莱特跑到姑娘的葬礼上，要用刀子去划死者的脸，后来又多方走访，尽力去理解她的内心世界；最后夫妻二人在对共同生活的回顾中达成了奇妙的和解。莫里森以这个故事为切入口，展现了20年代大批黑人为逃避种族迫害和寻找更好的生活从南方乡村进入北方大都市的历史画卷，以爵士乐总领全书，透视一种发生在奴役与解放、灵魂与肉体、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间的巨大冲突。《天堂》（Paradise，1998），讲述的是19世纪70年代，一群不为社会所容的自由黑奴李妇将雏结伴西进，在一个名叫鲁比的小城定居下来，创建了一个天堂般的纯粹由黑人构成的社区。到了一百年以后的1976年，外部世界对这个“天堂”的侵蚀和熏染已经使居民们难以忍受，他们把社区的纯洁性受到的威胁归罪于在城外一所修道院避难的一群无家可归的女人，于是，一伙男人袭击了这些“有伤风化”的女人。然而，对底层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仍然是这本书的主题，因为大量的篇幅又被用来描述那不断介入她们当下生活的过去。被袭击的女人中间还有一个白人，但莫里森并没有点明哪一个是，而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区分。《宠儿》、《爵士乐》和《天堂》构成了一个意在总结和梳理美国黑人百年历史的三部曲，每部作品中都涉及最终诉诸暴力的爱。莫里森还在三部曲中逐步发展了她的抒情史诗艺术，例如，在经纬《爵士乐》的时候借用了黑人音乐布鲁斯（blues）的表现手法，将多种音调相交织、混杂，使得整个文本宛如一部波澜起伏、连绵不绝的爵士乐总谱，从而准确而充分地传达人物内心的饥渴、痛苦和扭曲，并且引入评论家们所谓的“双声叙述”方式以增强层次感。在《天堂》中，莫里森将叙事文体中虚构、梦想和语言的抒情性发挥到近乎无节制的地步，据说这部新作是在一种半谵妄的状态下写成的。除长篇小说外，莫里森还著有剧本《做梦的埃梅特》（Dreaming Emmett，1986）、又论集《在黑暗中弹奏》（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1993）、童话诗《大盒子》（The Big Box，1999）等。

1987年，莫里森发表了不朽杰作《宠儿》。该书的主要情节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9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黑奴携子女从肯塔基的奴隶庄园逃到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奴隶主循踪追至，为了使儿女不再重复自已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抄起一把斧子，毅然决定为他们选择死亡，但只是杀死了一个女儿。莫里森在为兰登书屋编辑反映黑人长达三百年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史的文献汇编《黑人之书》（1974）时接触到了这个故事，当时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极想通过小说的艺术形式探究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从而为深受罪恶的奴隶制精神残害的黑奴们写一部心灵史。足以证明此书在莫里森心目中的分量的是，经历了十年的酝酿和三年的写作，《宠儿》才终于问世，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叫塞丝，而那昭示绝望、疯狂、极端的爱的凶器也变成了一把更危险的手锯。小说发表后在美国文学界、文化界引起强烈震动，各大报刊纷纷刊文给予最高规格的赞语，认为它是美国黑人历史的一座纪念碑。但是该书嗣后落选全国图书奖，人们普遍认为是由于书中对种族主义的无情伐挞引得评委会中某些大人老爷心生不快，17名黑人作家、艺术家因此联名发表公开信以示抗议。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度的普利策奖被授予《宠儿》。进入 90年代以后，《宠儿》已经跻身现代文学经典之列，西方许多大学文学系的现代派文学、意识流小说、黑人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课程均将其选入必读书目；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叙述学等学派纷纷从中找到证明自己理论的材料。1998年，《宠儿》被搬上银幕，著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饰演塞丝。

莫里森为《宠儿》一书所选取的场景是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凶宅，现在时是1873年，蓄奴制已废除10年。1855年，美丽而高傲的女黑奴塞丝只身从肯塔基州的“甜蜜之家”农庄逃亡至此，投奔婆母贝比・萨格斯（她的二子一女已先期送来，路上又产下一女）；28天之后，奴隶主“学校老师”带人追来，塞丝锯断了年仅一岁左右的女儿的喉咙，下葬时为她取名“宠儿”。尽管逃亡和杀女已是18年前的往事，但往事的梦魇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对塞丝的纠缠，小说起首即开宗明义写道，124号“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但到了1873年，“塞丝和女儿丹芙成了它仅存的受害者”（《宠儿》，Plume版3页，中文版3页，下同）。“宠儿”的冤魂多年来一直在家中肆虐，导致她的两个儿子离家出走，加速婆婆贝比・萨格斯的精神崩溃和死亡，使小女儿丹芙养成了孤僻、幽闭的性格。这一天，前“甜蜜之家”农庄最后一个男性黑奴保罗・D的来访，打破了塞丝与世隔绝的生活表面上的平静：他在房子里乱砸一气，赶走了小鬼魂，取代了它的位置，与塞丝同居并向她许诺“一种生活”；随后“宠儿”以20岁少女的肉身还魂，进入这个家庭讨还爱债；为占有塞丝全部的爱，宠儿甚至不惜诱奸保罗・D，以将他赶出家门。然而一个鬼魂对爱的追索是水难餍足的，塞丝终于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最后，是成长起来的丹芙和黑人民众一起帮助她摆脱了宠儿，开始面对新生活。

表面上看，《宠儿》占有了一个成功故事的大部分要素：苦难，爱，神秘，性，暴力；但它在莫里森笔下却呈现出另一派气象，繁复缤纷有如镶嵌艺术，缠绵热烈有如爵士音乐，玄深晦涩有如现代诗；它所具有的力量更是一部讨巧的畅销书所水难企及的。在我看来，确保了这部作品的伟大性的，与其说是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毋宁说是她傲视同侪的思想水准。莫里森的思想所触及的黑人历史，往往由这样的司空见惯的场景构成：某一天，吃过晚饭，由于无事可做，一个白人农家少妇会把娃娃驮在肩上，无动于衷地出门去看私刑处死黑人；施刑的男人们对这个被虐杀的黑人绝说不上有什么深化大恨，他们这样做也许仅仅是因为一时兴起，戏谑和展示权力的动机兼而有之。在莫里森看来，此类兽行的随意性所蕴涵的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蔑视比奴隶制本身的残酷更令人心惊胆寒。所以，她的笔触超越了愤怒，也不再“控诉”，而是以一种斩钉截铁的痛切陈述一个黑奴（或解放了的黑奴）在世界上的根本处境：“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你的整个自我。不止是奴役、杀戮或者残害你，还要玷污你。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都不可能再喜欢你自己。玷污得如此彻底，能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不能回想起来。”（251，299）“白人认为，不管有没有教养，每一张黑皮肤下都是热带丛林。不能行船的急流，荡来荡去的尖叫的排狒，沉睡的蛇，觊觎着他们甜蜜的白人血液的红牙床。……黑人越是花力气说服他们，自己有多么温柔，多么聪明、仁爱，多么有人性，越是耗尽自已向白人证明黑人的某种不容置疑的信念，他们体内的丛林就越是深密、纷乱。……它是白人在他们体内栽下的丛林。……它生长着。它蔓延着。……直到它最终侵犯了栽下它的白人。……让他们变得残忍、愚蠢，让他们甚至比他们愿意变成的样子更坏，让他们对自己创造的丛林惊恐万状。尖叫的狒排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白皮肤下；红牙床是他们自己的。”（198，237）在小说中，“学校老师”就是这种典型的白人，他处处摆出一副铁面无私、科学客观的姿态，但他和他的两个侄子的所作所为却是十足的兽行：他为了搞所谓研究，成天拿着尺子在黑奴们身上量来量去，像对待牲口一样；两个侄子更无聊到强行把塞丝按倒，吸走她哺养婴儿的奶水，对一个女人最神圣的母性进行疯狂践踏。塞丝曾经将白人分成邪恶的“学校老师”、侄子等和善良的爱弥、加纳、鲍德温、警官等，但最终还是认识到这种划分本身的无意义，因为白人的行善或行恶完全是单向的。偶然的，甚至情绪化的，黑人对自己的生死宠辱却惟有听天由命，毫无选择的余地。进入现代文明的人类历史，把科学和民主的光环给了新兴的美利坚，却将其最黑暗、最卑劣的部分加诸非洲裔美国人之身，“六千万甚至更多”（《宠儿》扉页题词）的黑奴亡魂就是铁证；奴隶制及其余韵对黑人心理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苦难本身，即便是20世纪末的现在，它的巨大阴影仍无法从广大黑人民众的心头祛除，黑人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都能从屈辱历史中找到源头。将人们甚至不愿回顾的历史以及黑人心灵在其中的境遇――首先就是无尽的煎熬和永恒的孤独――展现出来，是莫里森的当然职责，所以，她鄙弃当下黑人文学、艺术中那种得到白人鼓励的“自我鞭笞”，宣称她的作品是写出来“给黑人自己看的”。《宠儿》有着比常人缓慢的脉搏，因为它的角色们的心灵更为沉重；但这脉搏却是历尽磨难的人们从民族悲剧的灰烬中崛起，试图寻找永存希望的意义和理由的证据。在黑人精神自救这一关键问题上，她借书中角色之口给出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塞丝的婆母贝比・萨格斯踏上自由土地的那一刻突然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强烈感受到“自由在世界上无可比拟”（141，168），便做了一名“不入会的牧师”，将她对自由的热爱奉献给黑人群众。她在“林间空地”布道时号召他们热爱自己的肉体――眼睛，皮肤，手，脸，嘴，脚，后背，肩膀，臂膊，脖子，内脏――因为“在那边，他们（白人）不爱你的肉体。他们蔑视它”。她进一步要求大家爱自已的心：“比眼睛比脚更热爱。比呼吸自由空气的肺更热爱。比你保存生命的子宫和你创造生命的私处更热爱，现在听我说，爱你的心。因为这才是价值所在。”在激动人心的演说过后，“她不再多说一句，站起身，用扭动的臀部舞出她的。C44L的其他部位”。（88，105）热爱，这朴素的思想（还有它的表达方式）尽管包含了太多的无奈，但却是切实的和强有力的。《宠儿》出版后有评论认为，“莫里森业已成为黑人灵魂的D・H・劳伦斯。”在我看来，这样的恭维倒很有些低看了莫里森。

莫里森激烈的种族立场一直为某些人所诟病，被认为削弱了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极为有害的，对种族矛盾的本质的深刻洞见乃是莫里森文学殿堂最坚固的基石，因为惟有解开这个死结才能使黑人族群获得起码的自我身份认定，从而进一步探询与展现人性之奥秘；回避和抹杀它侈谈人性则无异隔靴搔痒。作为小说核心情节的杀婴事件就是作为这样一种思想的载体逐渐在读者们的视野中清晰起来的。事件的起因是塞丝从“甜蜜之家”庄园的逃亡，而逃亡本身又是对《圣经》中失乐园神话的成仿与改写。“甜蜜之家”的名称很明显地喻指伊甸园。庄园主加纳夫妇实行着“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待黑奴们很和善，从不打骂他们，教他们写写算算，让他们拿枪，还允许黑尔在周末外出打工挣钱赎买母亲的自由。一直到加纳先生死去、“学校老师”接管庄园，庄园里的黑奴们都好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一样，懵懂无知地生活在一个田园牧歌式的梦境里。与夏娃的偷食禁果相对应，塞丝人性的最初觉醒产生于一次偶然的偷听：她无意间撞见“学校老师”给两个侄子上课，他正指导他们对黑奴进行研究，要求他们在纸上把塞丝的“人的属性放在左边”，“动物属性放在右边”（193，231）。她深受震动，并暗暗发誓，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的属性再被放到动物一边。因此，当塞丝的丈夫黑尔和西克索策划的集体逃亡失败后，她毅然决定只身出逃并一举获得成功，而她当时怀着六个月的身孕，还刚刚遭到两个侄子毒打，后背被划开，伤势严重。亚当夏娃吃了识善恶的果子被耶和华逐出乐园，还属于被动行为；而塞丝的逃亡则是不折不扣的主动出击，它以对所谓乐园的否定和拒斥宣示了人的自觉。到杀女事件发生，塞丝暴烈的母爱将这种行为中的否定倾向发挥到极致，其实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其意义在于，一个奴隶第一次真正成为自已生命的主宰，她身上人性的高贵、丰盈和美丽全系于那挑战历史必然的非理性方式。1995年我们曾在美国的广播中听到一个直播节目，内容是关于《宠儿》的讨论；有许多白人听众打电话质问，莫里森为什么不对“杀人犯塞丝”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说实话，我们相当震惊于这些人的傲慢、愚蠢，不过也进一步理解了莫里森所坚持的写作立场。当保罗・D得知塞丝杀女真相后指责她，说“你的爱太浓了”时，她的答复是：“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164，196）在此，一个长期“失语”的民族从一个似乎失去理智的弱女子身上获得了自己的声音和性格，对失乐园神话的仿写也就此转为民族精神和文化从阵痛中新生的神话的构建。莫里森选择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女性做自己的民族英雄史诗的主角，承担为民族寻找自我、塑造形象的重任，既不违背民族历史和现状的真实性，也体现了她一贯的女权主义思想。

相对于贝比・萨格斯的布道（发散型的爱），塞丝选择的爱更具内敛特征：在最低限度上以最大强度捍卫人的尊严。二者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贝比心力交瘁，只能躺在床上琢磨颜色等死；塞丝则在与返回阳间索债的宠儿的爱恨纠葛中精神失常。莫里森为这两次失败安排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背景：黑人同胞的离弃。儿媳逃亡成功后，在辛辛那提黑人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贝比・萨格斯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招待朋友们，但大家酒足饭饱后却对她心生嫉妒，认为她把所有的福分和荣誉都占全了，“浓重的非难气味在空中凝滞”（137，164）；因此，第二天“学校老师”带人来猎奴时，没有人前来通风报信，这间接导致了杀婴惨剧的发生；塞丝出狱后，又因为骄傲遭到他们十几年的疏远和孤立。莫里森在此刻摆脱了种族题材的限制，从哲学的高度关注人类在一个充斥二元对立冲突（比如善与恶、爱与恨、骄傲与妒忌）的世界中的两难处境以及他们对抗孤独、追寻意义的不懈努力，请黑人民众和所有的人来思索和回答，到底什么将获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又意味深长地让这种非理性进行了一次充分的表演：谵妄状态中的塞丝看见来接丹芙上班的雇主鲍德温先生的扎帽，误以为白人又来劫夺“她最宝贵的部分’了，便在内心高喊，“不。不不。不不不”（262，312），冲出门去杀他。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莫里森在《宠儿》的叙事过程中所作的各种艺术处理――象征、隐喻、夸张、通感、意识流、时空变换、超自然现象描写、多角度叙述等等，一方面服务于小说的主题（明晰坚定的部分所构成的坚硬内核），一方面也与她思想大中量含义丰富隐晦、需要辨明的成分相匹配，或者说顺应着灵魂的需求和血液的节奏。譬如，小说被写成了一个鬼故事。凶宅闹鬼是18世纪末盛行的哥特式小说的惯用伎俩，但在莫里森笔端，它完全丧失了制造悬念和渲染恐怖气氛的作用，而与全书激越明亮的音色保持一致。宠儿的鬼魂多年来一直在124号徘徊不去，并且随时间推移渐渐长大，直至以妙龄少女的真身登场为止，它的基调是怨毒、悲伤、孤独、冤屈和愤怒。以肉身还魂的宠儿被设计成既有人的基本特征，又带有鬼的恍惚虚浮，较之一个危险的信号更像是联结阴阳两界的一条纽带。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是否相信鬼魂存在时，莫里森答道：“是的。你相信细菌吗？……（要是没有鬼魂）我将不得不依靠所谓科学数据来解释毫无科学根据的事物。”显然，宠儿的形象带有非洲传统宗教思想和生死观念的印记；我们也可以将其视做莫里森所倡导的黑人民族传统对现代文明既定秩序的有力反拨。

作为一部旨在揭示奴隶制精神贻害的小说，《宠儿》着重表现了过去时间对现实世界、尤其是已获自由之身的黑人心理的严重干扰。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女主人公塞丝与保罗・D即将重逢、情节正式展开前一刻塞丝的思维状态，就是一种典型的精神病症状，塞丝虽然“不能原谅自己的记忆”（6，7），却无法控制它不滑向过去的深渊。事实上，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生活在一种极其危险的状况下，面临着这样一种随时都会失足跌入的心理深渊（在后来的《爵士乐》中，又被形象地描述为crack〈裂缝〉）。比如，贝比・萨格斯有过六个丈夫、八个儿女，却全部不知所终；保罗・D自认的男子气概在一只公鸡面前分崩离析；乐观刚强的老黑人斯坦普・沛德年轻时妻子被小主人长期霸占却无能为力；泼辣能干的艾拉的青春期被一对白人父子分享，她称他们为“迄今最下贱的人”。莫里森把塞丝每天的生活描述成“击退过去的严肃工作”（73，86），当保罗・D介入其中时，对“甜蜜之家”的共同记忆使得这工作变得难上加难；宠儿的归来更是彻底摧毁了它。奇妙的是，所有这一切都被莫里森用一个表面上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庞大结构严谨地组织起来，并动用现代小说几乎所有的文学手段将每一个碎片安放妥贴，焊接牢固，前节所罗列的一些手法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部篇幅并不长的作品就好像一次现代小说技巧大展或一本小说写作教科书，读者被其魔力吸引着，从任何一处（小说的每一页）都可以进入它所虚构的现实，但总会发现，在迷官的中。心坐着莫里森，像她一再说起的老妇人那样手中握着这个虚构世界的全部秘密。关于本书的结构，有论者认为，“仿佛将一幅画画在玻璃板上，将玻璃打碎，再把碎片按照令人眩目的现代形式重新拼接。”还有论者把莫里森的匠心独运描绘成“又一次晃了晃她那璀璨夺目的万花筒”。我们还可以将小说的结构看做一条有着许多暗流和旋涡的缓慢前行的河流，流程起讫为1973年春和1874年夏（叙述现在时），暗流和旋涡就是对过去时间的追忆、反省和重构；在人物不断的遐思、走神和泪号之中，过去和现在交错共生，情节随着涟漪扩大而趋于清晰完整，难以规避的真实浮出。小说开始就交代了小女婴被割断喉咙而死的事实，其后又多次对杀婴真相进行暗示，但到完整再现杀婴现场时行文已经过半了，而杀婴动机还要在以后的篇幅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才会水落石出。塞丝在逃亡途中生下女儿丹芙，主要得益于一个善良的穷苦白人女孩爱弥的无私帮助，这个歌颂超越种族界限的普遍人性的动人故事是相对独立于全书的，但莫里森仍让它分三次从不同的视角完成，层次分明：第一次由丹芙的思绪引出，第二次是丹芙讲给宠儿听的，第三次才由塞丝亲自补充周详。另外，各种音质的多声部的合唱与交响（小说第二部分以“你是我的”为主旋律的塞丝、宠儿、丹芙三人思绪错综交缠的一章，最具典型性），也使《宠儿》具备了一部伟大的复调小说作品的基本特征。